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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百年愚园路的法治记忆

时间:2019-05-07 18:46:12  来源:  作者:  浏览量:

 长宁百年愚园路的法治记忆

 

  “191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填浜筑路,以路东端常德路口著名园林‘愚园’命名。”这就是“愚园路”的来历。

  站在愚园路和定西路的交界口,向东望去,路不宽,全长2775米,东西横跨长宁、静安两区。然而这条看似寻常的路上,却坐落着大大小小约五十余处历史建筑。

  春光明媚,同行的霍白老先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愚园路凡而不凡,它流淌着中国百年红色历史,更蕴藏着百年法治记忆。

  悠长岁月

  法治建设需要和平环境,而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愚园路经历了百余年的漫长斗争,它见证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历史瞬间,也见证了一个个纯洁高尚的闪耀灵魂……

  愚园路建成于1918年,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愚园路的开辟工程就已经启动了。彼时公共租界尚未形成,英国殖民者占据静安区,为了便于运兵,英方要求清政府开辟一条道路,于是就选中了毗邻苏州河的这条小道,开始跨区筑路。

  一些人看中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前景,便开始买地建房,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以及美国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

  当时的愚园路虽靠近租界,但并不在租界管辖范围内,于是就出现了“华洋杂处”的特殊现象。“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可以在这里走动。”霍白说,“同样这也给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创造了交流、活动的有利环境。”

  据文献记载,孙中山先生曾经常到愚园路散步;中共第一、第二任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共产党人周恩来和其他地下党领导,以及民主人士杜重远等都曾在愚园路上居住或活动过。

  这其中,与愚园路渊源最深的,非杜重远莫属,他与愚园路的缘分延续了两代人。上世纪30年代初,杜重远居于愚园路1075号,并广泛参与爱国运动,在这里结识了周恩来。

  尽管一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追杀,但他仍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1937年,一直与张学良、杨虎城保持密切联系的杜重远促成了西安事变。

  “习仲勋曾这样评价杜重远,‘如果没有他,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共产党的抗战之路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曲折’。”霍白告诉记者。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赶赴新疆办学的杜重远死于反动军阀手中,他的妻子侯御之和三个儿女也相继被捕入狱。

  侯御之,杜重远的妻子,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传奇女子。她是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曾任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法学系及冯庸大学,撰写了《刑法学》。抗战时期,利用自己留学日本时,在日本上流社会积累的社会地位帮助丈夫杜重远进行抗日活动。

  解放后,经历了疾病折磨的侯御之和一儿两女选择回到愚园路,并一直居住在此地。如今,侯御之的两个女儿都已是古稀老人了,但她们仍生活在这里。

  “杜重远的两个女儿后来一直致力于兴办实业,为的就是发扬父亲‘实业救国’的理想。”霍白说,二人继承了杜重远的制瓷产业,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正如霍白老先生介绍的,如今的和平稳定,正是像杜重远和他家人这样的有志之士和无产阶级战士在我党带领下共同开创的。

  希望的种子

  霍白也已年近古稀,一家三代在愚园路上住了70余年。1946年,他的外公带着一家人迁至尚未解放的愚园路,亲历了上海滩从动荡走向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愚园路是民主党派的主要活动阵地,他们主要聚集在位于愚园路1352弄的联安坊内。

  联安坊建于1926年,建筑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是独立型的花园住宅,在解放前可以称得上是愚园路西段的高级里坊之一,但当时,这里实际上是蒋介石“囚禁”民主党派的场所。

  鲜为人知的是,民主党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的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史良、张澜等都曾在此地活动。

  共产党也在这里与民主党派秘密联系,共同参与对国民党的斗争。

  实际上,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其救国方向始终与共产党相契合。1936年,作为民盟创始人之一的沈钧儒在上海推动建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救国会,史良、张澜等均是常务委员。

  救国会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人因为得到全国人民和中共中央的支持,最终才得以释放。

  解放战争时期,沈钧儒、民主党派虽被“困”于联安坊内,但仍然进行着秘密斗争。史良在其夫陆殿栋的帮助下,从国民党手中营救了不少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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